無數事實告訴我們，多種印刷生產工藝的結合是提升產品質量的需要，是提高生產效率的需要，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被包裝在內的產品銷售與用戶審美的需要。

    有例為證：

    鈔票是在特種紙上采用雕版凹印、凸印，使用光變油墨等一系列防偽措施的特殊產品;票據、標簽是傳統柔版或膠版印刷與數字印刷的有機結合，有著條形碼的藥品包裝盒也是如此;個別奢侈品包裝在印刷后通過數字印后設備的局部處理突顯出質感;……。針對上述多印刷工藝結合的生產要求，意大利與國內的機械制造廠家都已經推出集凹、柔、膠等數種工藝于一體的卷筒專用印刷機，這些依據客戶要求定制的機器還可以通過更換滾筒實現工藝色組間的變換。既如此，包裝印刷由歷史上的以凹印、膠印為主體，逐漸地走向與數字印刷相結合的混合印刷之路也就在情理之中。

    數字印刷正憑借其滿足個性需求的能力快速地向各個領域滲透

    數字印刷與數字技術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數字印刷長于滿足個性化產品要求，在印刷訂單走向小印數、多批次后，數字印刷設備更多的受到生產企業的關注。

    自2008年全球性經濟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后，加之人們漸漸習慣通過互聯網終端來獲取信息，長印數的訂單明顯減少，于是傳統印刷設備的銷售出現遲滯，業績大不如前，盡管數字印刷設備的銷售同樣受到寒潮的影響，但數字印刷設備技術上的突破與應用范圍的擴張卻是異常鮮明。

    相對于完全成熟的傳統膠版印刷，承印幅面小、印刷速度慢歷來是數字印刷機的短板，為業界詬病，可是這幾年這一狀況已基本得到擺脫，幾乎主要的數字設備生產商都成功推出了B2幅面的機器，印刷速度也大有提高，印品質量得到用戶的首肯。有消息稱，在本次德魯巴印刷展上，以色列人班尼·蘭達將會推出用于折疊紙盒和POP印刷的LandaS10單張紙印刷機、用于商業印刷的LandaS10P雙面印刷機以及用于軟包裝和紙板印刷的LandaW10卷筒紙印刷機，其中S10單張紙印刷機的運行速度聲稱可以達到每小時13,000張，幅面則進一步擴展到大對開(B1)。消息還稱，同樣是由班尼·蘭達推出的納米金相(Nano-Metallography)印刷其成本將只有傳統金屬印刷的一半，如果真是如此，人們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由數字印刷技術進步帶來的便捷和成本下降?

    如果說這幾年數字印刷設備技術上的進步令人振奮，那數字印刷更廣泛地應用于各個生產領域同樣讓人看到它的無限生機。數字印刷應用于圖文打印與短版商業印刷已是極為普及;應用于短版圖書印刷也已為出版社所接受;數字印刷更多地應用于標簽、防偽印刷人們也已看到;應用于墻紙、瓷磚的個性化打印也不稀罕;現在數字印刷又開始大步走向印染，走向家庭裝潢;……相信伴隨著印刷人的不斷開發，數字印刷將更多地走向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自然不可避免地包括占據著印刷大半江山的包裝領域。

    包裝印刷是印刷品中的第一大戶

    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以書報刊為主的內容印刷和商業廣告印刷量下跌得很快，按照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的數據，2009年包裝印刷在當年6367.73億元的印刷總產值中占比65%;2010年在全國7706.5億的印刷總產值中，包裝印刷完成的5766.46億產值是出版物印刷產值(1234.26億)的4.67倍;2013年我國印刷工業總產值首次超過萬億，達到10398.5億元，包裝印刷的產值為7742億元，占比已經上升至74.45%，這意味著在過去的4年時間里，包裝印刷幾乎是每年向上增長2個多百分點。因此，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包裝印刷是印刷品中的第一大戶。既如此，與最新科技成果相銜接的數字印刷就應該更多地運用于包裝印刷，這并非是指數字印刷要去取代傳統工藝，而是應該發揮各種印刷工藝之長，走混合印刷的道路。

    長期來，中國的印刷市場始終是膠版印刷占絕對統治地位，而后是凹印、柔印、絲印，后二者在印刷市場中的占比應該都屬個位數，數字印刷設備的銷售這幾年雖有異軍突起之勢，但按照總局的統計也就是1個百分點左右(考慮到大量存在的并未獲取數字印刷許可證的數字印刷生產能力，民間認為數字印刷的市場占比應該在印刷總量的2-3%之間)，遠低于國際市場已達14%的平均值。當然，這幾年伴隨著環保壓力的加大，對環境負面影響相對較小的采用水性墨的柔版印刷與數字印刷的量有所增長。包裝印刷產能的情況與上述基本面大體一致，區別僅在于采用凹版印刷工藝從事長版包裝印刷的比重更大些，因為制版成本相對昂貴的凹版便于在大印量的生產中加以分擔。

    也正是因為包裝印刷生產中大量采用凹版印刷與膠版印刷的原因，2012年9月由環保部起草出臺的《十二五重點區域大氣污染治理規劃》即把包裝印刷行業列入重點治理規劃目錄，次年10月國務院印發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更是明確提出“在石油化工、表面涂裝、包裝印刷行業試行VOCs排污收費，實施綜合治理”，處于霧霾重災區的首都北京只不過是首當其沖而已。

    毫無疑問，在印刷生產中存在著VOCs等污染物的排放問題，對環境有著一定的負面影響，印刷企業也理應為保護環境作努力，只是在經濟相對困難的形勢下，在治理與處罰的關系上、在監測手段與收費標準等事項上做得更具操作性，更貼合實際，企業在主觀上可能更容易接受，工作上也會主動些。何況現有的環境治理方案都會要求企業有相當大的一筆前期投入，采用活性炭吸附方案每年更換炭芯的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有環保治理機構明確表示，他們現在能做到的是：治理所需費用不大于未作治理企業需要支付給政府的排污費用。由此可見，要最大可能的降低這部分開支并非易事。

    當然，傳統印刷面臨環保要求提升壓力的時候，對數字印刷在包裝領域的推廣應用可能會是件好事，只是對外依賴度很高的數字印刷設備與耗材，只要其高昂的生產成本不能出現讓人感受得到的降幅，進一步推廣應用的難度客觀上就會提高。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人口僅有數千萬的德國，“富士在德國的個人畫冊加工中心，每天幾千本裝幀精美的精裝畫冊從這里產出，圣誕節旺季更可能超過萬本”，而在每年有著上億名赴海外旅游的中國國內，同類畫冊的量顯的少之又少的原因所在。量與價的關系是供應商需要思考的問題;調動國內的技術力量，走數字印刷設備與耗材國產化道路是政府有關部門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否則，在這一領域，我們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會越來越大，話語權也會越來越小。